东西问 | 刘宏:“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专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
中新社记者 吴侃
作为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国家,新加坡对于思考华人新移民社会认同和跨国主义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个案。近年来中新两国合作不断深化,在带来巨大经济机遇的同时,也使当地社会对华人新移民更关注,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成为新加坡族群政策的重中之重。
在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下,近十年来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进程如何交织互动?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有怎样的背景、内容和特点?新加坡的“多元一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何不同?
刘宏:我认为新加坡的族群政策体现了“多元一体”的特征和追求。“多元一体”这个概念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来的,他从三个层面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特点: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汉族在从分散的多元向一体转变过程中扮演了核心凝聚作用;不同层次的认同并行不悖,各自发展自身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新加坡街头的春节灯光秀。Ore Huiying摄新加坡的“多元一体”跟中国有些类似,但也存在显著差别。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唯一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国家。华人占总人口的75%左右,但华人及其语言文化并未作为从多元到一体的凝聚者,新加坡在保留多元种族语言的基础上,采用英语作为通用语并以多元文化为核心来凝聚整个国家。易言之,新加坡的“多元一体”,“多元”是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上的多元,“一体”是指一体的国家身份认同。这不仅是多元族裔社群融合的基础,也构成国家对新移民社群的总体政策框架。
新加坡政府的移民政策有两个逻辑,一是经济和人口逻辑,新移民可以补充对新经济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也能协助应对持续的低生育率带来的挑战。二是政治和身份认同驱动的逻辑,它要求新加坡确保新移民紧密地融入本国具有多元种族特征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以上述两种逻辑为考量,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新移民的政策,全力推动包括华人在内的新移民融入多元种族社会中,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同时也鼓励他们与中国及其他海外华人社群建立跨国商业网络。
中新社记者:华人新移民在建立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同时面临“本土化”与“跨国性”两个进程,这两个进程如何交织互动?
刘宏:新移民移居海外后,同时面临着两个社会进程,即“本土化”与“跨国性”。本土通常指海外移民的移居地,本土化指华人移民因适应海外移居国社会而产生的一系列调适与变迁。跨国性是移民形成并维持其连接移居国与祖(籍)国的多重社会关系的机制和过程。
在新加坡,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是并行不悖的,二者并非“零和游戏”,而是相互促进、彼此推动的。华人移民在努力融入移居国的同时,也在家庭、生活、事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本土化与跨国性的深度和重要性并非完全相同,华人新移民还是以融入新加坡社会为主要导向和目标。
我们所说的“双重嵌入”是将社会学的“嵌入”这一概念置于移居国和祖(籍)国双重视野之下,探讨新移民的本土化和跨国性这两大进程如何彼此交织与互动。以新加坡华人群体中的新移民企业家为例,推动新移民企业家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双重嵌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是新中两国相对开放和不断改善的移民政策。作为移民国家,新加坡一直在接受移民,随着新加坡移民人口不断增长,新加坡政府也加快推动新移民融入本土社会的步伐。二是新中两国相邻的地理因素和不断提升的经济合作环境。新加坡政府奉行开放型经济政策,注重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对于华人新移民以及与中国在经济上联系互动持积极态度。近年来中国政府的招才引智和引资工作也不断完善,针对海外华人投资创业有一些扶持政策,鼓励他们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三是新移民企业家与老一代华商相比,有更强的双重嵌入的意愿和能力。
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华人社团在帮助华侨华人融入住在国社会和搭建与祖(籍)国联系方面分别起到怎样的作用?
刘宏:海外华人聚集区会自发形成华人自我管理的社会形式,组成华侨华人联合会、华商会、同乡会等社团。传统的华人社团大多是基于地域和亲缘成立的,而新移民社团成员来自中国不同区域,社会背景更多元化,也更具包容性,华人社团在帮助新移民融入住在国和联系祖(籍)国两方面都起到作用。
新加坡最大的华人新移民团体华源会成立于2001年,其使命包括协助会员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助推新加坡与中国的商业贸易合作等。我对华源会成立以来至2019年期间举办的263项活动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与融入当地有关和与祖(籍)国有关的活动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但以前者更为显著。成立于2000年的新加坡天府会也有类似的发展轨迹。虽然天府是四川的别称,但其会员来自中国各地,天府会各类活动也注重将帮助会员融入住在国和加强会员与祖(籍)国的联系相结合。
作为全球化浪潮与跨界商业网络日益发展的一个方面,新移民社团也推动了制度化网络的建构。自1990年新中建交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两国经济关系发展迅速,中国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移民社团能更有效地推动两国间交往,在跨国商业网络建构过程中起到桥梁作用,使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可以充分发挥了解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的优势,进而成为中国企业在地化的合作伙伴,同时将国外的一些先进经营管理理念带到中国。
华人在新加坡跳广场舞。朱迪锋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华人的“社会认同”?近十年来新加坡华人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
刘宏:谈到社会认同,其经典的定义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它是团体增强内聚力的价值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新加坡华人社群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身份认同问题,即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在这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塑造、培育和强化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和内部凝聚力。
近十年来,在新加坡政治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发生了一些转变,在延续此前的多元性特征同时,其重心日益向本土认同转移。与此同时,祖籍地联系以及全球商业网络依旧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新加坡中学生参观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基地——新加坡晚晴园,了解辛亥革命历史。苏丹 摄这种变化其实是很自然的现象,大部分的新加坡华人在当地出生,与祖(籍)国和家乡的地缘联络有所减弱,但文化上的牵绊依然重要。例如,新加坡移民局2022年5月底取消了新生儿出生证上的父母籍贯标识,在接到很多民众特别是华人民众和社团的反馈后,移民局决定9月1日起把籍贯这一包含深厚历史文化意义的标识重新加上。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对华人的影响是深刻且长久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经过两百年的发展,其文化融入了住在国和东南亚的因素,呈现出本土化特点,形成了有特色的华人文化,表现在语言、文化、习惯、思维方式等方方面面。比如华人依然保持着过中国传统节日的习惯,但节俗中已融入了住在国文化特征(如捞鱼生的传统);语言方面,新加坡华人日常使用华文时也会加入一些英文或马来语词汇等,逐渐形成植根于多元种族社会中的充满活力的新加坡华人文化。同时,政府也认同华人文化是新加坡社会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不同方式注重保留、传承和推广中华文化。(完)
受访者简介:
刘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社会科学学院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陈六使讲席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亚洲治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国际移民和全球人才管理等。他已出版20多部专著和100多篇学术论文。中文近著包括《跨界治理的理念与亚洲实践》(2020)、《国际化人才战略与高等教育管理》(2020)、《亲爱的中国——移民书信与侨汇(1820-1980)》(2022)、《移动的边界——跨国文化、教育与认同的政治》(2022)。
美联储回归常规加息幅度:美元或继续走弱,人民币有望维持强势****** 澎湃新闻记者 侯嘉成 北京时间2月2日凌晨3时,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由4.25%-4.5%上调25个基点至4.5%-4.75%,符合市场预期。这是美联储去年3月启动本轮加息周期以来首次放缓加息幅度至25个基点。美联储重申,预计继续上调目标区间将是合适的。 去年12月,美联储首次将本轮加息周期的加息幅度放缓至50个基点。美联储已在2022年加息7次,累计加息幅度达425个基点,加息速度为近40年来最快。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胡捷对澎湃新闻表示,这是加息周期中单次加息的常规幅度。这种温和的加息节奏,有利于经济体系渐进适应紧缩的货币环境,同时也能达到抑制通胀的效果。 “通胀率自去年8月开始下降,近期数据显示通胀率已然见顶。此时加息节奏回归常规当属合理。”胡捷表示,去年有50基点和75基点的加息幅度,背后的原因是前期对于通胀上升趋势和速度的低估,导致没有及时加息,以至于后期以超常规步伐加息,挽回局面。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美国去年12月CPI同比增长6.5%,是2021年10月以来的最小同比涨幅,也是美国CPI同比涨幅自2022年6月创出40年来峰值9.1%后连续6个月下降。 同时,美国去年12月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同比增长5%,弱于前值的5.5%,为连续第六个月放缓;核心PCE物价同比增长4.4%,同样弱于前值的4.7%。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分析师白雪对澎湃新闻表示,最近通胀数据持续下行,进一步缓解了美联储收紧压力。美国12月CPI和PCE物价指数已同比连续六个月持续回落,其中CPI环比首次转负,薪资增速也在稳步趋缓。 白雪表示,在供应链压力不断缓解、内需降温的作用下,通胀已初步形成温和回落趋势,美联储超常规大幅加息的必要性大大降低。此外,多个月度经济数据转弱、先行指标的下滑,也印证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已开始显现。这将支撑美联储自2月起恢复常规加息幅度。 纽约联储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GSCPI)录得1.18%,较疫情前0%左右的水平仍有明显上涨,但较2021年底4.3%的水平确实有所下降。 美国通胀的韧性何在?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议息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尽管美国劳动力数据依然强劲,但近期的就业报告显现了“积极的迹象”,但“现在庆祝还为时过早”。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通货收缩并未以牺牲劳动力市场为代价,这是一件好事,”但鲍威尔说,美国经济仍处于缓解通货膨胀的“早期阶段”。 展望通胀前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兼副院长、教授王晋斌对澎湃新闻表示,通胀下行是比较明确的趋势,但是不会很快降到美联储的目标区间。美国劳动力市场虽然有所降温,但去年12月工资收入的年率同比涨幅超过4%,仍能够支撑美国的消费和通胀。通胀下行到4%左右的水平时,或将保持一定的韧性。 “现在能源、食品等供给冲击的价格因素减弱,给了美联储聚焦劳动力市场来控通胀的机会。”王晋斌说,通过观察工资水平、失业率、劳动服务类产品的价格变化,美联储能够聚焦,货币政策就不太会“错杀”总需求。从该视角来看,美国经济“软着陆”的概率可能在增加。 建设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研究员曹誉波对澎湃新闻表示,因为能源价格回落,美国通胀压力得到明显缓解,但分项数据看,房租和服务业的通胀仍在攀升,这说明通胀压力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仍具备粘性,这也是一些经济学家和投资者认为美联储需要保持较高利率甚至加息的理由之一。 具体看劳动力市场,白雪表示,供给不足仍然令美国劳动力市场保持“边际降温但依然偏紧”的状态,这意味着住房通胀的黏性,以及劳动力市场支撑下的薪资增速,将仍然对通胀,尤其是核心通胀的回落速度和幅度形成较大制约。预计2023年年末美国CPI同比有望回落至3%-3.5%区间。 美国经济的“软着陆”还有可能吗? 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尽管政策利率大幅上涨,但他对美国经济“软着陆”的希望仍然存在。 “我仍然认为,在不出现经济大幅下滑或失业率大幅上升的情况下,有一条途径可以让通胀率回到 2%。”鲍威尔说。他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将呈现正增长,即使它会下降到一个“缓慢的节奏”。 从经济数据看,美国去年4季度GDP意外走高,主要是服务消费良好。 曹誉波表示,由于服务消费具备长尾效应,且对利率相对不敏感,后续可能继续支撑美国经济。但零售、工业产出、房地产销售等较“硬”的数据表现不佳。综合来看,美国经济面临“软着陆”风险。 胡捷表示,依照当前通胀的态势和对联储加息节奏的预判,预计经济数据急剧下滑的可能性很低,今年的GDP增长将为0.5%左右,失业率将在4%-5%,年底通胀为3%-4%。 白雪表示,考虑到美国经济增长动能正在进一步走弱,预计2023年美国经济衰退可能难以避免,但经济仍有韧性,这将令衰退的时点偏晚,大概率不会在上半年出现。 “从最新公布的2022年四季度GDP数据来看,剔除库存变动和净出口的最终私人销售——即衡量美国经济核心经济动能的指标,已降至2020年三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结合PMI等领先指标的不断下滑,以及多项月度数据的回落,表明美联储持续紧缩对内需的抑制作用已经开始显现。”白雪说,2023年随着上半年加息进程的持续,高利率和经济衰退预期将明显对投资形成抑制,加之疫后服务消费的修复红利逐渐消退,消费动能将进一步回落,美国经济下行趋势难以避免。 白雪还表示,服务消费支撑下,美国经济并未失速:2022年全年美国实际GDP增速为2.1%,仍位于长期趋势之上。2023年,劳动力供给不足将支撑薪资增速保持上行,叠加超额储蓄以及消费信贷支撑,以及通胀的下行,短期内消费仍有保障,美国经济将维持较强韧性,下行速度可能偏缓,上半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较低。 加息进入“尾声”?资产走势几何? 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看,王晋斌表示,一年来除了日本央行没有加息,主要发达经济体都有较大幅度或比较密集的加息。现在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基本开始进入加息的尾声。 目前,IMF预计全球经济产出增速将从去年的3.4%放缓至2023年的2.9%。王晋斌表示,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对风险资产的价格是利空;但是总体上,由加息带来的风险资产价格承压将减少。 胡捷表示,今年美国、加拿大、英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政策将持续收紧,日本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有可能转向。全世界持续进入货币紧缩、经济增速放缓的阶段。 “由于美国一马当先引领加息的态势不再,美元指数大概率呈现震荡态势,上升乏力,且有下行压力。由于美元加息路径和步伐逐渐清晰,且大概率在年中结束,资金面收缩程度和时间的不确定性逐渐褪去,因此美股的价格已经开始筑底,最迟年中重新进入牛市。”胡捷表示,全世界经济放缓成为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主要因素,价格总体承压。 值得注意的是的,本周是“超级央行周”,除了美联储,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等主要央行都将在本周召开2023年度第一次议息会议。 “整体来看,上述央行都已处于本轮加息的尾声。相比较而言,欧洲央行相对更为鹰派,一是尽管能源价格回落,欧元区通胀压力依然严峻,二是欧元区经济数据持续转好,给了欧洲央行加息的底气,三是欧洲央行公开发言也相对鹰派。而英国则面临较为严峻的考验,即使经济数据也转好,但仍呈现出衰退性特征,且金融市场脆弱性风险较大,英国央行的加息较为谨慎。”曹誉波表示,从外汇市场看,欧元相对强势,英镑相对偏弱,美元已从去年的高位大幅回落。 行情数据显示,美元指数已从去年114.7的高位回落到目前的100.9左右。 白雪也表示,预计欧洲央行仍将保持收紧步伐。同时,日本央行为遏制通胀飙升,2024年货币政策转向收紧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强——12月意外扩大目标收益率波动区间已透露出这一趋势。由此,美国与欧洲、日本等央行货币政策的边际分化将推动美元指数在2023年继续回落,这将助涨欧元、日元等主要非美货币。 国内方面,白雪表示,虽2023年上半年海外维持收紧态势,但在国内物价形势整体稳定背景下,国内政策仍有充分条件“以我为主”。 “短期内,我国货币政策仍将延续稳增长取向。人民币汇率有望在2023年步入升值通道:一是在美联储加息放缓、年中前后有望结束本轮加息的背景下,2023年美元指数将大概率延续下行;二是疫情影响显著弱化、稳增长政策力度加大背景下,2023年国内经济基本面将有较大程度修复。”白雪说道。 白雪表示,外部压力趋缓,叠加内部因素的改善,将支撑人民币汇率在今年扭转去年的贬值局面,转为上行。预计2023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枢有望达到6.6附近。这对于缓解资本流出、吸引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将是一个有利因素。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