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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优先为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安排接诊和病床******

　　光明网讯（记者 丁玉冰）1月1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表示，“保健康、防重症”是“乙类乙管”阶段整个疫情防控的重心，对于养老机构也是如此。

　　据介绍，现在全国有4万多个养老机构，入住老年人220多万人，这些老年人多数是高龄、失能和有基础病的老年人。一旦养老机构发生感染就容易形成聚集性感染，且老年人感染后，重症风险比较高。

　　李邦华介绍说，按照“乙类乙管”阶段“保健康、防重症”的总体部署，结合养老机构的特点，坚持“关口前移”，民政部会同卫生健康和疾控部门，为预防和减少老年人重症的发生，作出以下工作部署和安排：

　　一是指导养老机构每天做好至少两次的健康监测和每周两次的核酸或抗原检测，如果养老机构自行联系核酸检测机构有困难，地方联防联控机制要给予协调，做到老年人的疑似新冠病毒感染症状能够“早发现”，以及养老机构阳性人员的“早发现”。

　　二是落实养老机构老年人分类分级的健康服务，为老年人配备必要的血氧仪和吸氧设备，做到养老机构内的黄色、红色标识重点老年人给予重点关注和老年人重症前期的“早识别”。

　　三是发挥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和定点协议的医疗机构的作用，储备相应的药物，通过远程或者上门巡诊诊疗服务，做到感染老年人诊疗的“早干预”。

　　四是健全养老机构感染者的转运机制和就医绿色通道，提高转诊效率，在医疗资源紧张的时候，养老机构如果提前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床位比较紧张时，要求民政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协作，统筹辖区内的其他医疗资源，优先为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安排接诊和病床，做到“早转诊”。

力促房地产与金融正常循环******

　　促进房地产与金融正常循环，关键要把握好“度”。要从供给、需求两端发力，“慢撒气”缓解流动性紧张。要抓住关键、治病祛根，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增强政策精准性、稳定性，在动态调整中寻求市场均衡。

　　房地产与金融的正常循环，事关国民经济健康运行。近期多家金融管理部门表示，力促金融与房地产正常循环。要务必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满足房地产市场的合理融资需求；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因城施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房地产业、金融业都是系统重要性行业。前者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后者是实体经济的血液。房地产链条长、涉及面广，在GDP中占比约7%，若加上建筑业占比则高达14%。金融关乎国家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房地产与金融的关联度较高。房地产贷款，以及以房地产作为抵押物的贷款，二者占银行业全部贷款余额的39%。可见，若房地产与金融循环淤堵，容易引发外溢性风险，甚至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

　　促进房地产与金融正常循环，关键要把握好“度”。以房地产贷款为例，首先，我们不能将其妖魔化，必须承认合理、适度的房地产贷款增速有助于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也有助于满足购房者的刚性、改善性住房需求。其次，凡事过犹不及。此前，房地产市场曾出现“过度金融化”问题。一方面，房企大多身患“三高”疾病，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不少房企争相布局、涌入金融领域，比如投资、持股商业银行、保险机构、信托公司等。另一方面，个人住房贷款快速增长，居民部门的杠杆率高企；此外，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又加剧了风险，如消费贷、经营贷违规流入楼市。

　　如何把握好“度”？应在动态调整中实现。市场不可能永远固定在完美的均衡状态，“过”与“不及”是常态，但金融管理部门要通过精准调控，尽量缩小二者之间的误差。

　　化险是当务之急。2021年下半年以来，个别大型房企风险暴露，究其主因，在于房企出现了流动性紧张。一是受疫情影响，房地产销售较为低迷，回款不畅；二是房企原有的高杠杆融资模式受限，固有风险加速暴露，如自身经营不善、资产负债不健康等；三是金融机构过度避险，一度误伤了房企的合理融资需求，最终致使房企的流动性紧张加剧，陷入了恶性循环。

　　化险要从供给、需求两端发力，“慢撒气”缓解流动性紧张。在供给端，既要适度“输血”，满足房企的合理融资需求，又要稳妥“手术”，以市场化方式推动行业并购重组、风险出清。目前，信贷、债券、股权融资“三箭齐发”，“保交楼”专项借款资金已基本投放至项目，优质房企的融资环境已明显改善。2022年9月至11月，房地产开发贷款同比多增2000多亿元；2022年四季度，境内房地产企业债券发行同比增长22%。在需求端，要着力改善预期，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这也有助于房企销售企稳、回款恢复。目前，个人住房贷款的放款速度已达到2019年以来最快，2022年12月新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全国平均为4.26%，达到2008年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

　　治本才是长远之策。促进房地产与金融正常循环，要抓住关键、治病祛根。一方面，房地产业要“健体”，要摆脱多年来的“三高”模式，深入研判市场供求关系、人口变化、城镇化格局，平稳过渡到新发展模式。另一方面，相关的土地、财税、金融等基础性制度应进一步完善，增强政策精准性、稳定性，在动态调整中寻求市场均衡，避免出现“一刀切”。(郭子源）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